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姓庄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为惠施挚友,因家贫,曾借栗于监河侯,也曾麻鞋布衣见魏王。庄子平生不愿做官从政,相传楚威王曾以厚礼聘为楚相,遭其拒绝,后终身不仕。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以明老子之术”。现存《庄子》33篇,反映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基于本讲座的内容,这里仅就《庄子》的炼养学说而展开评论。
在《庄子》中,总结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方法,提出了“养形之人”与“养神之道”的区别,并通过对养形派的批判,以建立其养神之说。
从形、神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认识人体健康与长寿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产生了。《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终其天年,渡百岁乃去”,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形与神俱”。《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也。”这些论述中的精、气,是指一些精微的物质,是形成人体——“形”的基本原素;神则代表人体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感知、意识、思维等。神是形(精、气)所生,而形靠神而立——即呈现生命的状态。
古代养生家正是以这种形、神对立统一的朴素辨证的观点来作为其养生内炼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目的正是希望永远保持形神的不离。但依照对形神关系的不同认识,或重养形,或重养神,这就形成了养形派(方仙道)与养神派(老庄派)的对立。两派兴衰相替,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人体科学方面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
庄子的内炼思想,主要见载于《养生主》、《刻意》、《在宥》、《达生》等篇。尤其是《达生》篇集中论述了养生问题。在他看来,养形派最大的缺陷在于有为,而这是违背清净自然之旨的。他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也就是说,养形离不开物,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为取得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必须劳其形体,由是造成了精神的亏损,这刚好违背了养生之旨。他抓住生活中一些死于非命的现象,据此批评“养形”,说“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成玄英疏云:“夫寿夭去来,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贪多资货,厚养其身,妄谓足以存生,深可悲叹。厚养其形,弥速其死,故决定不足以存生。”指出通往“保身”、“尽年”的最好途径“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所谓“弃世”,即指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在他看来,人世虚无,何足留恋;生涯空幻,现当遗忘。故“弃世事则形逸而不劳,遗生涯则神凝而不损。”通过求其心灵的恬谈,保持精神的安宁,从而摆脱世俗的物累,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万物为天地所生,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息离散则返归元始。生死往来,非己所能掌握,“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养形”是徒劳无益的。
既然养形不足取。该怎么办呢?庄子提出了“养神”的主张。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任其自然,站在无为清净的立场,用养神之道来取替养形之术。所谓养神,最主要的是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达生》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志就是意念,集中意念,就能达到凝神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达生》以佝偻者承蜩为喻来说明此点:“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珠;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显然,要做到凝神不分并非易事。事实上,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或圣人才能办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真人或圣人之所以能够办到,这是在于他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也是庄子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在《养生主》中,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形象地表述了这一观点。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庄子认为,作为生天生地的“道”是静一不变的,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道的本象;休心于恬淡之乡,息智于虚无之境,与阴阳同德,“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这就是“体道”——依乎天理。《达生》中,庄子用“孔子观于吕梁,问丈夫蹈水之道”故事,来说明要达到依乎天理的境界,并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途径,而是长期顺应自然的结果。《在宥》载广成子演道的一句话“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生,物壮自壮”,恐怕是依乎天理再好不过的注脚了。《养生主》说:“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被后人认作是庄子养生纲要的话,其实质仍然是依乎天理的反映。
庄子认为,中和是阴阳平衡的条件,阴阳平衡是正常机体的体现,是应该遵循的生理规律。他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而物生焉。”(《田子方》)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知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里出其性。夫德,和也。”(《缮性》)德,即得天地之气阴阳之和也,是物质存在的条件。因此,“缘督以为经”,保持其中和,不过是“依乎天理”的一另一种说法而已。
庄子“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要求按自然与生理规律养生,使主观愿望适应客观实际,在理论与实践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否定人的主观努力,提倡“无以人来天,无以故灭命”去人任天的实践原则,则是错误的。
从养生立场出发,庄子指出情感往往是通向天理境界的障碍。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刻意》)精神状态的各种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喜怒哀乐超出常度,就会造成种种病变。进而,庄子还分析了引起精神波动的生理根源。他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耳乱,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因傻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主张从色、声、嗅、味、取舍等方面来对感官司加以控制,“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让精神超然虚无恬谈之中,这样就能“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共德全而神不亏”。这种养神的观点,与《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庄子看来,形体是受“神”的支配,养生大要在于“治神”。只要神清气爽,形体也就免去了物累是非之害。所以他主张精神的自由,而不强求身体的健全。《庄子》书中通过许多形体伤残但精神得全、能终其天年者,来批评强求形全的作法,从而提出了“离形去知”的养生观念和“齐生死”的人生哲学。
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间世》)因此,在生死的面前,应当采取旷达的态度。“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不可故也。”(《大宗师》)安时处顺,顺应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
生死理应看破,但天赋的身体却不可草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伪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秋水》)只有保存好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延续到命定的时刻,才能善其死。他强烈地抨击“轻生”的主张,强调“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在宥》)从而达到自贵自爱,无为而治的太平世界。由此可见,庄子齐生死的观念并非主张轻生贱体。恰恰相反,看破生死,正是他认为可以超脱俗情、养神全生的先决条件。
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一身。”即通过忘人情、遣是非,去保全生命的存在。他认为“形体保神”,神是依据形而存在的,没有了形也就没有了神,所以养神与养形是相依相存的。对此,庄子是有说明的,“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而鞭之。”(《达生》)他还举了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是鲁国的单豹,“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七十岁仍然鹤发童颜,结果被老虎吃掉。一个是张毅,他善于社交,无论高门茅舍都与参访,结果“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行持虽异,但都不得尽其天年。“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两者皆不鞭其后者也。”也就是说,神、形必须兼顾,通过养神的手段去追求形、神的统一,即生命的存在。
养神的方法有那些呢?《庄子》所载主要有守一、守舍、心斋、坐忘等。
何谓“守一”?庄子托广成子答黄帝问,讲述了守一之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将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在宥》)即以无视无听的方法达到精神的高度内敛,以清净无为、慎守身心的手段追求长生久视。后来的道教继承发展了这一方法,各种守一功法多达几百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阐述。
第二“守舍”。庄子说:“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人间世》)“鬼神将来舍”云云,也就是稷下黄老派的“精气入舍”的意思。照《管子·内业》所说,形气形成人的身体,它好比一个房子,“精”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所以说:“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支坚固,可以为精舍。”“精舍”就是精之所住的宿舍,把它打扫清洁了,流行于宇宙间的精气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人再能“严容畏敬”,精就自然住下了,从而使生命力更加充沛,聪明智慧更大更高,故曰:“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庄子在这里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是有知之知,一种是无知之知。前者是通过正常认识途径获得的普通知识,后者是通过“虚室生白”、“耳目内通”等方法直接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显然,庄子所重视的是后者。
第三“坐忘”。庄子借颜回口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并把坐忘分作“忘仁义”“忘礼乐”“坐忘”三个阶段。又借女禹答南伯子葵问道讲述了坐忘的过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这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这就要求弃耳目去心意,最后连自己本身的存在也得忘掉。
第四“心斋”。《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耻,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讲的是一种高级静功。所谓“若一志”,是指下手炼功时意念要专注不二;“听之以心”,是指用心细验体内气息运行出入,这是听息功夫;至功夫深入,心和气已打成一片,亦即不再用心听气,所以说“勿听之以心”;这时的功夫,渐入混沌的境界,身中是神气合一,心的知觉已不起作用,故曰“心止于符”;做功最后进入清虚的境界。这个虚不是用意识制造出来的,而是从不知不觉中自然产生的。这种还虚的静功,就叫作心斋。
庄子的内炼思想中以直觉的方式对精神即意念的作用给以充分的肯定,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斥之神秘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直觉的智慧,也许,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弥补了感官领域的局限性,而为人们认识这个宏大无比、深奥难测的客观世界贡献了一道路径。何况,庄子所强调的虚、静、一,大多数是指人体进入气功状态必须的条件,而不是一般地谈认识论。但它由于缺乏实验科学的证明,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附会,或且视为荒唐无崖之辞,而被忽略。其实,这些理论是在当时气功内炼术的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
总结以上所述,庄子尽管在修持上强调养神,但并非无视形体的存在。相反,幻想通过“虚静纯粹”的长廊,到达形神合一,长生久视的殿堂。《庄子》书中精心描述的众多仙人、真人、至人、圣人,他们逍遥自在、与天地同生死的潇洒风度,不正是寄托了庄子心中的理想吗?
殊途同归,老庄派和方仙道的理想潜融暗合,一种以长生不老为宗旨的气功养生述启流于先秦时期,从而触发道教气功养生学的源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气道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李远国){健}康)养>生&保#健]网( 《w*ww.zhgx@zz.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以明老子之术”。现存《庄子》33篇,反映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基于本讲座的内容,这里仅就《庄子》的炼养学说而展开评论。
在《庄子》中,总结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方法,提出了“养形之人”与“养神之道”的区别,并通过对养形派的批判,以建立其养神之说。
从形、神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认识人体健康与长寿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产生了。《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终其天年,渡百岁乃去”,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形与神俱”。《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也。”这些论述中的精、气,是指一些精微的物质,是形成人体——“形”的基本原素;神则代表人体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感知、意识、思维等。神是形(精、气)所生,而形靠神而立——即呈现生命的状态。
古代养生家正是以这种形、神对立统一的朴素辨证的观点来作为其养生内炼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目的正是希望永远保持形神的不离。但依照对形神关系的不同认识,或重养形,或重养神,这就形成了养形派(方仙道)与养神派(老庄派)的对立。两派兴衰相替,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人体科学方面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
庄子的内炼思想,主要见载于《养生主》、《刻意》、《在宥》、《达生》等篇。尤其是《达生》篇集中论述了养生问题。在他看来,养形派最大的缺陷在于有为,而这是违背清净自然之旨的。他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也就是说,养形离不开物,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为取得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必须劳其形体,由是造成了精神的亏损,这刚好违背了养生之旨。他抓住生活中一些死于非命的现象,据此批评“养形”,说“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成玄英疏云:“夫寿夭去来,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贪多资货,厚养其身,妄谓足以存生,深可悲叹。厚养其形,弥速其死,故决定不足以存生。”指出通往“保身”、“尽年”的最好途径“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所谓“弃世”,即指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在他看来,人世虚无,何足留恋;生涯空幻,现当遗忘。故“弃世事则形逸而不劳,遗生涯则神凝而不损。”通过求其心灵的恬谈,保持精神的安宁,从而摆脱世俗的物累,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万物为天地所生,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息离散则返归元始。生死往来,非己所能掌握,“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养形”是徒劳无益的。
既然养形不足取。该怎么办呢?庄子提出了“养神”的主张。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任其自然,站在无为清净的立场,用养神之道来取替养形之术。所谓养神,最主要的是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达生》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志就是意念,集中意念,就能达到凝神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达生》以佝偻者承蜩为喻来说明此点:“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珠;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显然,要做到凝神不分并非易事。事实上,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或圣人才能办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真人或圣人之所以能够办到,这是在于他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也是庄子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在《养生主》中,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形象地表述了这一观点。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庄子认为,作为生天生地的“道”是静一不变的,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道的本象;休心于恬淡之乡,息智于虚无之境,与阴阳同德,“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这就是“体道”——依乎天理。《达生》中,庄子用“孔子观于吕梁,问丈夫蹈水之道”故事,来说明要达到依乎天理的境界,并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途径,而是长期顺应自然的结果。《在宥》载广成子演道的一句话“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生,物壮自壮”,恐怕是依乎天理再好不过的注脚了。《养生主》说:“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被后人认作是庄子养生纲要的话,其实质仍然是依乎天理的反映。
庄子认为,中和是阴阳平衡的条件,阴阳平衡是正常机体的体现,是应该遵循的生理规律。他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而物生焉。”(《田子方》)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知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里出其性。夫德,和也。”(《缮性》)德,即得天地之气阴阳之和也,是物质存在的条件。因此,“缘督以为经”,保持其中和,不过是“依乎天理”的一另一种说法而已。
庄子“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要求按自然与生理规律养生,使主观愿望适应客观实际,在理论与实践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否定人的主观努力,提倡“无以人来天,无以故灭命”去人任天的实践原则,则是错误的。
从养生立场出发,庄子指出情感往往是通向天理境界的障碍。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刻意》)精神状态的各种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喜怒哀乐超出常度,就会造成种种病变。进而,庄子还分析了引起精神波动的生理根源。他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耳乱,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因傻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主张从色、声、嗅、味、取舍等方面来对感官司加以控制,“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让精神超然虚无恬谈之中,这样就能“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共德全而神不亏”。这种养神的观点,与《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庄子看来,形体是受“神”的支配,养生大要在于“治神”。只要神清气爽,形体也就免去了物累是非之害。所以他主张精神的自由,而不强求身体的健全。《庄子》书中通过许多形体伤残但精神得全、能终其天年者,来批评强求形全的作法,从而提出了“离形去知”的养生观念和“齐生死”的人生哲学。
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间世》)因此,在生死的面前,应当采取旷达的态度。“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不可故也。”(《大宗师》)安时处顺,顺应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
生死理应看破,但天赋的身体却不可草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伪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秋水》)只有保存好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延续到命定的时刻,才能善其死。他强烈地抨击“轻生”的主张,强调“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在宥》)从而达到自贵自爱,无为而治的太平世界。由此可见,庄子齐生死的观念并非主张轻生贱体。恰恰相反,看破生死,正是他认为可以超脱俗情、养神全生的先决条件。
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一身。”即通过忘人情、遣是非,去保全生命的存在。他认为“形体保神”,神是依据形而存在的,没有了形也就没有了神,所以养神与养形是相依相存的。对此,庄子是有说明的,“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而鞭之。”(《达生》)他还举了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是鲁国的单豹,“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七十岁仍然鹤发童颜,结果被老虎吃掉。一个是张毅,他善于社交,无论高门茅舍都与参访,结果“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行持虽异,但都不得尽其天年。“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两者皆不鞭其后者也。”也就是说,神、形必须兼顾,通过养神的手段去追求形、神的统一,即生命的存在。
养神的方法有那些呢?《庄子》所载主要有守一、守舍、心斋、坐忘等。
何谓“守一”?庄子托广成子答黄帝问,讲述了守一之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将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在宥》)即以无视无听的方法达到精神的高度内敛,以清净无为、慎守身心的手段追求长生久视。后来的道教继承发展了这一方法,各种守一功法多达几百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阐述。
第二“守舍”。庄子说:“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人间世》)“鬼神将来舍”云云,也就是稷下黄老派的“精气入舍”的意思。照《管子·内业》所说,形气形成人的身体,它好比一个房子,“精”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所以说:“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支坚固,可以为精舍。”“精舍”就是精之所住的宿舍,把它打扫清洁了,流行于宇宙间的精气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人再能“严容畏敬”,精就自然住下了,从而使生命力更加充沛,聪明智慧更大更高,故曰:“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庄子在这里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是有知之知,一种是无知之知。前者是通过正常认识途径获得的普通知识,后者是通过“虚室生白”、“耳目内通”等方法直接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显然,庄子所重视的是后者。
第三“坐忘”。庄子借颜回口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并把坐忘分作“忘仁义”“忘礼乐”“坐忘”三个阶段。又借女禹答南伯子葵问道讲述了坐忘的过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这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这就要求弃耳目去心意,最后连自己本身的存在也得忘掉。
第四“心斋”。《人间世》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耻,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讲的是一种高级静功。所谓“若一志”,是指下手炼功时意念要专注不二;“听之以心”,是指用心细验体内气息运行出入,这是听息功夫;至功夫深入,心和气已打成一片,亦即不再用心听气,所以说“勿听之以心”;这时的功夫,渐入混沌的境界,身中是神气合一,心的知觉已不起作用,故曰“心止于符”;做功最后进入清虚的境界。这个虚不是用意识制造出来的,而是从不知不觉中自然产生的。这种还虚的静功,就叫作心斋。
庄子的内炼思想中以直觉的方式对精神即意念的作用给以充分的肯定,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斥之神秘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直觉的智慧,也许,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弥补了感官领域的局限性,而为人们认识这个宏大无比、深奥难测的客观世界贡献了一道路径。何况,庄子所强调的虚、静、一,大多数是指人体进入气功状态必须的条件,而不是一般地谈认识论。但它由于缺乏实验科学的证明,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附会,或且视为荒唐无崖之辞,而被忽略。其实,这些理论是在当时气功内炼术的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
总结以上所述,庄子尽管在修持上强调养神,但并非无视形体的存在。相反,幻想通过“虚静纯粹”的长廊,到达形神合一,长生久视的殿堂。《庄子》书中精心描述的众多仙人、真人、至人、圣人,他们逍遥自在、与天地同生死的潇洒风度,不正是寄托了庄子心中的理想吗?
殊途同归,老庄派和方仙道的理想潜融暗合,一种以长生不老为宗旨的气功养生述启流于先秦时期,从而触发道教气功养生学的源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气道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李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