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运气有盛衰之别，人们在面对不可知的命数时，往往显得茫然无助。一直以来人们都有
祖国养生学向来认为“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因此，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养神”来保养和提升人的内在生命力。与此相适应，一种极具浓郁民族厣奈幕窒笠簿推仆撩妊苛耍饩褪且浴扒逍榫搀啤弊魑谠谏ψ晕姨嵘闹饕侄巍?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虚静养神这样一种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养生理论所强调的清静养神，并非叫人心如死灰，什么也不想，而是认为顺时而动才是养静的根本。《养生随笔》卷二称：“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所谓“不妄动”，实际上是指行止有常、饮食有节。可见静养之法最要紧的乃是心神安定，举手投足皆应安详平和，这也就是袁了凡《静坐要诀》所说的：“立则如斋，手足端严，切勿摇动；行则徐徐举足，步动心应；言则安和简然，勿使躁妄。一切运用，皆务端详闲泰，勿使有疾言遽色，虽不坐而时时细密、时时安定矣。”这就表明古代养生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动中寓静，才是真正的“静”。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管子》中就曾经提出过“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立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的观点。《庄子·大宗师》说得更为透彻：“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这也就是佛教经典的《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得禅定则实智慧生”的含义所在。深受道、释影响的宋明理学家对“虚静”更是推崇备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朱熹也向他的学生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同上卷一百十六）明代理学家对“虚静”的体会较前更为深刻。陈白沙提出“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白沙集·与贺克恭黄门》）。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虚静”学说呢？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式上具有偏重直觉的趋同性，而虚静状态正是诱发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宋元学案》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兹引数例如下：
程颐的弟子王频读《论语》，“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读之。读了又时时静坐，静坐又忽读，忽然有个入处。”（《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沧洲诸儒学案》）
陆象山说：“学者能常闭目亦佳。”弟子詹阜民“遂学静坐，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槐堂诸儒学案》）
以上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在虚静状态下，以直觉顿悟方式钻研学问，思索义理确实大有益处。
既然虚静状态是诱发直觉顿悟思维的一个主要条件，那么它就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审美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都特别讲究写诗作画前清心静虚。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提出：“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遇，宛若神助”；画家米芾也认为：“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流。”可见，这些著名的艺术大师都把“虚静”作为艺术审美创造的必要条件。
其实，无论是哲学的彻语，或是艺术审美活动，它们都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外现方式之一，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养生理论有着共同的旨趣——把“虚静”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有效手段。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虚静”视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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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虚静养神这样一种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养生理论所强调的清静养神，并非叫人心如死灰，什么也不想，而是认为顺时而动才是养静的根本。《养生随笔》卷二称：“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所谓“不妄动”，实际上是指行止有常、饮食有节。可见静养之法最要紧的乃是心神安定，举手投足皆应安详平和，这也就是袁了凡《静坐要诀》所说的：“立则如斋，手足端严，切勿摇动；行则徐徐举足，步动心应；言则安和简然，勿使躁妄。一切运用，皆务端详闲泰，勿使有疾言遽色，虽不坐而时时细密、时时安定矣。”这就表明古代养生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动中寓静，才是真正的“静”。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管子》中就曾经提出过“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立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的观点。《庄子·大宗师》说得更为透彻：“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这也就是佛教经典的《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得禅定则实智慧生”的含义所在。深受道、释影响的宋明理学家对“虚静”更是推崇备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朱熹也向他的学生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同上卷一百十六）明代理学家对“虚静”的体会较前更为深刻。陈白沙提出“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白沙集·与贺克恭黄门》）。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虚静”学说呢？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式上具有偏重直觉的趋同性，而虚静状态正是诱发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宋元学案》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兹引数例如下：
程颐的弟子王频读《论语》，“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读之。读了又时时静坐，静坐又忽读，忽然有个入处。”（《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沧洲诸儒学案》）
陆象山说：“学者能常闭目亦佳。”弟子詹阜民“遂学静坐，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槐堂诸儒学案》）
以上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在虚静状态下，以直觉顿悟方式钻研学问，思索义理确实大有益处。
既然虚静状态是诱发直觉顿悟思维的一个主要条件，那么它就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审美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都特别讲究写诗作画前清心静虚。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提出：“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遇，宛若神助”；画家米芾也认为：“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流。”可见，这些著名的艺术大师都把“虚静”作为艺术审美创造的必要条件。
其实，无论是哲学的彻语，或是艺术审美活动，它们都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外现方式之一，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养生理论有着共同的旨趣——把“虚静”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有效手段。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虚静”视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